一、罪与非罪的界线

人们平日对“以事实为根据、以法律为准绳”，耳濡目染，易形成“准绳”之上的行为合法、“准绳”之下的行为非法的印象。但是，在办理诸多经济犯罪案件之时，却常发现经济犯罪案件的这个“准绳”不是线式的，而是一个很宽的区间。

在这个“准绳”内，在这一“很宽的区间”内，怎么区分罪与非罪？不少案件，往往并不是清晰的非黑即白，不同的司法机关，不同的司法工作人员，不同的律师，很可能有着不同的答案。

二、“非法占有目的”

诈骗类犯罪是我国经济犯罪中数量最多的，是否具有“非法占有目的”是诈骗类犯罪的关键点。对于“非法占有目的”，诸多司法解释中有不少规定，如《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、《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等等。

虽看过不下上千篇关于“非法占有目的”的诈骗领域的文章或案例，但当需要厘清“非法占有目的”时，感受却是，这些司法解释、案例、文章，往往没有帮助。原因之一是“非法占有目的”的表现形式众多，对于介于明显无罪与明显有罪之间的、定罪界限模糊的经济犯罪案件，基本上至少“总有一款在等着”。

三、“关系”

刑事案件中，比经济犯罪案件罪与非罪界线更加模糊的，估计不多，所以经济犯罪案件中当事人、家属、律师易遭遇法律以外的各种“关系”，有时也被鼓励寻求“关系”。如何处理与“关系”的关系，不容回避。因“关系”的命题过大，这里只叙及无罪辩护刑事案件中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的“关系”。

笔者的看法很简洁，如果确实想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无罪释放，找“关系”，不是基本没作用，而是基本有较大的负面作用。逻辑在于，如果存在这样的“关系”，“关系”间也是相融共生、可重复利用的，但无罪，会影响之前参与该刑事案件的司法工作人员的前途，“关系”会无视之前的顺遂合作史，敢严重得罪之前阶段的检察院批捕人员、公安侦查机关及办案人员吗？！“关系”会为了个案的一次性使用，而放弃之后的重复性使用吗？！所以，不论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无罪辩护案件中，“关系”展露出的外衣如何炫目，不论信之者如何言之灼灼，“关系”最终无法结出无罪之果，才是常态。这或许也是一些媒体公开宣称无罪刑事案件中的“关系”要么是骗子、要么是无知的底层逻辑所在。

也有一些人会说，“关系”，有，总胜于无。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的无罪辩护案件中，还真不是这样，在“关系”碰壁之后，在家属、当事人通过“关系”向检察院展示其摇摆立场之后，就不要奢求检察院办案人员信任当事人对无罪的执念，相反，会加速定罪的进程。

当然，这里对“关系”作用的评论，仅限于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中的全案无罪辩护刑事案件，不包括公安侦查阶段，也不包括寻求轻判的认罪案件。

四、“规定动作”

随着刑事辩护的日益精细化，刑事辩护的“规定动作”越来越多，从申请取保候审、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，到辩点面面俱到的全方位辩护方式。

笔者个人的认知是，应以是否有利于无罪辩护作为考量标准。对于工作经验丰富的刑事律师而言，找出复杂刑事案件中的绝大多数辩点，一般不是难事。但不同辩点的力度，是不同的，明显弱说服力的辩点，很可能会降低强说服力辩点的说服力，很可能会削弱整个辩护的穿透力。

所以，不必将“规定动作”视为必须遵照执行的铁律。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

在很多刑事案件特别是北京律师办理的刑事案件中，邀请法学专家论证、加持辩护观点，已成常态，每年诞生的专家论证意见数量众多。

虽然司法机关也早已习以为常，其含金量早已今非昔比，但在本案中，我们也没能免俗，向顶级法学专家发出了论证邀请。但意外的是，最终拒绝论证。不知是因疫情不愿聚集的原因，还是对案件有其他考量。

这不是我们第一次组织法学专家论证，但却是第一次被拒绝，索性，就放弃了这一块。

六、差异化

相对疑难、复杂的经济犯罪案件，往往是法律与经济的深度融合，法律领域的知识、技能、经验、思维，与股权、财务等经济领域的特点化学反应后，形成的差异化视角，很可能对无罪辩护事半功倍。

在该投融资诈骗案中，笔者并没有直接去论证是否有“非法占有目的”，因为这是一个不易说服彼此的话题，笔者将案卷之外的逻辑矛盾作为了最重要的突破口。

案例中，各方均认可嫌疑人确实向涉案酒店项目投入了巨资，受害人、公安侦查结论均认为嫌疑人骗取了“项目公司的11%股权与500万股权转让款”。但从商业角度重组案情后，会发现嫌疑人的全部投资均转化为了该11%股权与500万股权转让款，嫌疑人全部投资的载体就是该11%股权与500万股权转让款。如果受害人与公安侦查机关的意见是正确的，按照法律规定，嫌疑人就应向受害人全部返还该11%股权与500万股权转让款，但返还后，嫌疑人对涉案酒店项目就没有了任何权益。那么，嫌疑人向涉案酒店项目投入的巨资或对应的投资财产权益，去哪里了呢？！会直接归零。这种结论无疑很荒谬。所以进一步的结论为：该案就是一件不能自圆其说的冤假错案，双方的纷争根本就不是刑事犯罪。